全部换装了日式装备的第五中队两百多官兵，这几天都痛并快乐着。
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新的一切。
军服鞋袜、个人用品、行军背包等全部都是新的，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了。吃的方面，天天有肉吃，顿顿有馒头，让他们感觉是在过节一样。
当崭新的三八步枪、歪把子机枪、92式重机枪、牛皮腰带、牛皮子弹盒分到中队，分到战士们手中时，他们一个个高兴地想要跳起来。而当一箱箱子弹被抬到班里，班长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每人每天要打二十发子弹时，战士们的兴奋达到了高潮，一个个嗷叫着把班长抬起来抛到了空中。
他们的痛则来自于后面几天的实弹射击。
实弹射击的前几天，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士气也很高。每人都能打二十枪，这在青年团都是不敢想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连续打枪的后坐力带来的痛苦也就来了，特别是之前没有枪只有大刀长矛冷兵器的战士，肩膀已经变得红肿起来了。
就算是这样，大家的热情依旧不减，那些肩膀红肿的战士，在班长小队长的鼓励和关怀之下，每天的二十发子弹咬牙也要打完。
整个五子弹的射击演练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就结束了。整体的射击水平提升很大，有七名战士百米射击水平达到了八十环以上，五十米距离更是枪枪十环。
其他战士百米射击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五十米的距离上，已经和独立大队战士差不多了。
勉励了五中队战士们一番后，孙义成和张锡珩两人离开训练营地返回支队部，他们要商量一下针对道门会武装的行动。
冀南地区的道门会组织，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他们门派繁多，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各种人员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土匪响马、恶霸土豪、散兵游勇等充斥其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
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南侵、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人员南逃，导致政权的瘫痪，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会道门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民间拥有强大的武装势力，成为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军和地方上层人物的争取对象。
为了争取会道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对会道门进行了各种争取工作，在各种势力的角逐面前，会道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由于土匪、游杂武装的骚扰，广大群众在豪绅、地痞流氓等地方势力代表的号召下，参加了各种各样封建迷信团体，其中有些头头暗中通敌，名为会首，实为汉奸。
冀南地区的会道门约有120多种，其中活动最疯狂的有一贯道、和平会、六离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等。这些道门会，多则上万人，少则十几人。
围困张锡珩队伍的是一支名叫“天门会”的中等规模的会教武装，人数在三千出头，盘踞在义井西南约三十里地的北贾壁乡大红脑村。教会头领王振国，土匪出身，据说和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以及国民党河北抗日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队伍有些关系。
因东陵盗宝事件而出名，在山西被诡计多端阎老西算计成了光杆司令的孙殿英，在七七事变之后，被29军军长宋哲元委派为冀北民军司令，后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冀南民军司令。
孙殿英利用手中的钱财和以往的关系，开始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武安，收留和找来一些旧部之后，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司令部就在武安城西北某地。
打王振国可以，但和孙殿英发生矛盾（对抗），就不是和消灭蒋梦麟、击溃牛瑞亭那么简单了。孙殿英是南京政府任命的冀南地区所有抗日游击队伍的司令官，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力量在内都要受他节制。
如果和他或他的部下发生军事对抗，不管打得过打不过，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如果被大众知晓共产党游击队挑起国共两党对抗，哪怕是延安方面也会处理他，给国人一个交代，没有谁会承担破坏联合抗战的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是万万不能和孙殿英或张荫梧的部下发生军事冲突的，就算是之前消灭蒋梦麟、击溃牛瑞亭的事情，明面上也只能推到皇协军身上去，和独立支队没有一点关系。众所周知，消灭击溃这两支国民党游击支队的人穿的可是皇协军的军服，和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
“王振国的‘天门会’虽然有三千多人，但青壮只有两千出头，剩下一千多都是老幼，枪也就四五百支，而且都是老旧破损的武器，比起之前的我们都不如。两千青壮里真正能够拿起武器战斗的不足一千，而且还分散在周围几个村庄，和他在一起的估计在三五百人的样子。”
支队部里，张锡珩正在给孙义成介绍“天门会”的情况。虽然现在不能明着和孙殿英的人翻脸动手，但了解一下目标人物的实力，为下一步可能的战斗做准备，也是应该的。
“天门会”成员除了一百多王振国的原来的土匪手下和一些地痞流氓之外，大多数都是大红脑村附近周边村庄的老百姓，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鬼子到来后，国民政府的力量南撤，鬼子由于力量不足只能驻守县城和重要地点，广大的乡村就变成真空地带，各种土匪和汉奸队伍到处横行，敲诈勒索欺负老百姓，各村老百姓结社抱团也是为了自保，对抗那些土匪汉奸队伍。
“上次我的队伍被王振国围困，要不是有会里的老乡帮忙，吃的苦头会更多，也正是通过‘天门会’的一些乡亲，我们才能把被困的情报送出来，上级得到消息后及时对我们进行了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