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世时住在祖堂靠北面的一间，我们则住在院子北面外手的两间，中间有一间和舍头是爷爷的嫡堂兄弟家的房子。
他们不朝大院子开门，因为后院还有他们的房子。
等爷爷过世后，他家把舍头那一间拆了，又去别处造了新房。
舍头那里成了连接后面庭院的穿心弄堂。
弄堂南端的那间舍头是我的阿伯家。
阿伯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上门女婿，都是从村子往西大沙公社青岙大队出来的。
父亲姓鲍，他姓滕。
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是他的老婆比我母亲大2岁。
按照族里的规矩，我该叫他伯父，舟山话叫“阿伯”。
这是我在村里唯一一个叫阿伯的人，也是村里最有头有脸的人。
他也是家里遭了火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来村里做了上门女婿。
伯母家只养大她一个独苗，房子比我家多一点。
后院上些台阶还有几间杂房。
后门口还有一口自家挖的小水井。
那井水也能喝，小时候为了图方便也去拎过。
拎着水穿过他们的房子，往往会滴些水在房子的泥地上，从来没见他们责怪过。
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象亲姐妹家一样。
村里同辈的人叫我伯母“大阿姐”，叫我母亲“小阿姐”。
实际上她们俩的同一个祖宗要上朔7一8代。
还不如我家边上门朝后面开的那家与母亲更近，小时候都在同一桌吃饭。
父亲和阿伯之间也因为多种缘份走得比较近，过年过节都会互相邀请喝个酒，陪陪各自的客人。
阿伯读过点书，又能说会道。
穷苦出身的他有一回在公社里的大会上作忆苦思甜报告，很快出了名，入了党，评上县里的劳动模范，当上了大队书记。
那还是在60年代未期，当时搞“大社”，把原来 “乐家”、“毛峙”、“伍陌岙”三个很小的公社并到一起成立乐家大队，他成了大书记。
他红火了以后，小山村也占了一些光，“小岗尖”名声响了很多。
村里人出去做事，都说是滕书记的邻居，听者都会给点面子。
阿伯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从来不为自己和村子里谋利益，反而让村子里牺性自己，想方设法帮助别的村子。
碍于他的光环，大家也不敢反对。
但有一次却遭到了在村子里当生产队长的父亲的抵制。
他要求村里把刚收上来的几百斤大豆支援比较穷的一个村子，父亲不肯，他很生气。
两人表面上从没翻过脸，两家还是那么的和好。
但村里人人都知道，他俩是互相不服气的死对头。
70年代大队规模变小，一分为五，我们缩小为只有二个小自然村的“碶头”大队，阿伯不再当大队书记。
他被抽到公社五金厂，与现在的上市公司金鹰股份董事长傅国定搭档，负责厂里的事。
那时厂子的规模还很小，在“三毛”故居边上稻田当中叫“天后宫”的寺院里，没有几台机器，进出厂子是只能容得下一辆自行车通过的田间小路。
据传两个人性格合不来，都想当老大。
后来公社又在边上开了造纸厂，就把阿伯抽去负责搞筹建。
筹建班子中有一个老干部，当过小公社时“乐家”公社的社长，都叫他乐社长。
传闻两个人又闹了矛盾。
干了一年多，正好逄上大队扩并，“碶头”和“烟墩”合并成立海丰大队。
他又调回来当大队书记。
跟着他在造纸厂当临时工的小女儿“阿毛”也回到了村里，负责放养她家买来不久的一只小水牛。
那时我家里也养了二头牛，还有几十只鸭。
俩人放牛时还时常在一块聊天，感觉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好象蛮懂“事”。
阿伯在厂里管过事以后，眼界开阔了很多。
再一次当大队书记，他把精力重点化在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上。
先是买了一只比原来我们村子里要更大一点的运输船，取名“海丰二号”，做大运输业。
再是利用沿海贝壳资源，开了一家石灰厂。
当时农民、渔民手头有了点闲钱，开始大批造新房，石灰需求量增加，生意很好，买石灰要预定。
负责厂子的父亲每天忙得很晚。
原先队里一只近海涨网的小机帆船也改变了单一的涨网作业，做起了海蜇捕捞。
在契门口开起了海蜇加工厂，也允许村民批量优惠购买新鲜海蜇自己制作，作为副业收入。
记得父亲有一次把整船海蜇买来，用传统制法制作了大量的海蜇头、海蜇皮，装满了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吃不完叫大哥到处去卖。
有一阵子还在海涂靠近海边养了一长排紫菜，收上来用原先凉晒蕃薯干的竹席晒干出售，那紫菜的味道也很地道。
还买了一些桃子和桔子的树苗，裁种在村口的坡地上。
专门请了公社的农技人员指导裁种。
正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传出了关于他和大队妇女主任的一些闲言碎语。
一开始伯母去公社里闹，因为没有证据没得结果。
阿伯开始不回家，住大队部。
伯母就去大队部吵闹。
后来他就干脆下到运输船上去，大队书记也不干了，说是让位给年轻人。
若干年以后，大队所有的财产都作价卖给个人。
村子里二户人家买下了二只运输船，召集自家兄弟亲戚当了船员，成了“个体船”，阿伯也上了岸。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门路在契门口造了一间小房子，开了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做起了小店主。
他是老干部、老模范，国家给他不低的劳保工资。
但一直到他临终都没离开那个小房子。
父亲在他过世后还在跟他比：“我年纪比他大一岁，还活着！”
不过，阿伯到最后还是留了一手：
他把寿坟选在父亲寿坟的正上手的山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