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业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产业之一，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也产生了极为重要和独特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航运业对经济生活的最突出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与其他经济产业产生联动，有效地形成“一荣俱荣”的局面；二是对于航运业依托的航运港口以及其所在的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产生良性的促进；三则是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助力。
笔者认为，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可谓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只有某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发达的程度，这个区域才可能有实力来购买轮船等以筹建并且发展近代的新式航运；另一方面，新式航运业所带来的更大的运输量、更快的运输速度、更便捷的运输效率和更可靠的稳定性等传统航运无可比拟的优势，又可以反过来让这个区域的运输量和贸易量等不断扩大，从而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加的繁荣。
这种航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并不是直接产生的，连接二者的纽带其实就是其他相关的产业，尤其是依靠航运业向外运输贸易而获取利润的产业，当然这也与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在近代列强入侵之前，中国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无需与外界进行过多的经济贸易与商品交流。而当大清的国门洞开，西方列强携大量过剩商品蜂拥而来之时，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开始瓦解，中国被迫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在近代中国各地商品经济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且依托航运业向外贸易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而近代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最明显的产业，莫过于农业，即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及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等的扩大最为突出。
仅从广西和湖南两省的情况就可以略窥门径。在广西，从梧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谷米、牲口、油、糖、豆、药材等土特产，其中以谷米为大宗。据民国时期统计，“广西米粮由梧州输出者，年四百万担以上”。[1]这些米粮大多都是依靠新式航运经西江运出。在湖南，近代航运业的兴盛刺激了棉花的输出。由于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为适宜棉花种植生产，加之市场上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地增长，湖南的棉花种植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产棉区之一，最高年份达三、四十万担。[2]如此大的航运与贸易需求更促进了近代航运业的发达，因此从这两省的情况中我们更能体会到这种航运业与区域经济和其他产业的联动促进关系。
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进出口贸易量的增长，也必然使得来往于港口码头等地的人员增多，港口也将会不断地扩大。按照这种趋势发展，港口所依托的城市最终也会不断地发展壮大。可以说，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为城市贸易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是连接了城市与外界的经济纽带，也是近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近代中国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不在少数，尤其是长江沿岸的城市，由于开埠的时间较早，这种情形的城市化进程就比其他地区更加典型。例如九江，九江地处长江中游和鄱阳湖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水陆交通的要津。加之九江附近各类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又有独特的深水港优势，因此被英国人选为第一批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开埠之后九江的新式航运发展迅速，先后有12家外国航运势力在九江设立公司。九江的城市空间也因此不断拓展，贸易量逐渐增长且商业贸易十分繁盛，逐渐转变为江西一省的进出口贸易中心城市。[3]可以说九江城因水兴，水为城用。港口依托于城市，城市借助于港口而发展，港口与城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1] 宾长初：《近代西江航运的发展及其对广西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桂海论丛》，第91页。
[2] 黄娟：《湖南近代航运业研究》，第145页。
[3] 参阅李学忠：《近代新式航运业与沿江城市近代化的互动研究——以九江为例》，载《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3月第13卷第1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