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时辰尚早，我叫春桃不必着急，细细说与我听，春桃道：“蕴着参吉庆时，万岁爷命其带人证进京，可万岁爷一看奏折上报提解进京人证的人数及身份，淮南北商总程谦六、程谦德、程履大、程德大、程梦吉、程丽中等三十余人，分作三拨进京对质。”
我心里好笑，让春桃细些说，她竟把上京对质的人名字都如数家珍说出来了。
听春桃绘声绘色地说道：“万岁爷闻奏勃然大怒，认为蕴着当初参吉庆之时，并非商人向他告发，即便真有商人告发，也该告到总督处，断无密告漕运之理。而且蕴着并非奉旨查审之员，何得勒令行盐办课之商，远来对质。商人等寻常小有争讼，一经官差提讯，即致惶恐不安，何况提解来京，以为将要兴何等大狱，远近传闻，骇人听闻。原本万岁爷传令蕴着，查吉庆所置私产，据实具奏，令其细查密访，务期彻底清楚，而蕴着却观望不奏。反而拘了一些商人，要进京当面向圣上细说。万岁爷认为交查案件，自应速行陈奏，为何非得留待面陈，不可先行具奏之理。”
春桃说话抑扬顿挫，十分生动，把乾隆动怒时的语气，模仿得维妙维肖，我则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有些话听得不是十分懂，但是大概意思也能理解。
我记得乾隆跟我说过，他曾传旨令蕴着回京与吉庆对质，叫他把证人、证据都带好，别到了京城，今儿缺了证人，明儿少了证据。许是乾隆没想到蕴着的证人会这么多，而且都是商人，商人自来胆小怕事，连官差都惧怕三分，而今上京见驾。怕以为多大的罪行，而导致地方不安。
春桃道：“万岁爷令蕴着来京，总漕事宜交于江安粮道李永标，而蕴着进京，却不将印信交出，显然是告诉旁人他尚未交印，仍是现任总漕，使商人等畏其声势，不敢翻招。”
蕴着是总漕，商人要靠他发财，也许是乾隆看出其中的玄机。
听春桃又说：“万岁爷传谕黄廷桂、雅尔哈善，令其留心安抚商人，若商人已经起程在途，着高斌、顾琮于奉到谕旨日，即将商人所在地方速行释放回籍，各安故业。又有两淮盐政运使舒隆安奏称，奉旨查吉庆所置私产，其现在官署中一切家资，虽未奉旨查看，乃是不想走漏风声，已密使扬州府知府暗中查实，扬州知府上奏折说并未查到吉庆贪污之据，又说吉庆家产素丰，人所共知，所得必不得及其所素有，岂肯贪其少者，而并失其已资之多者。”
乾隆先后明旨命黄廷桂、蕴着、舒隆安等明查、暗访吉庆所置私产，想来乾隆还是想秉公处理。
春桃告诉我，蕴着至京，御门听政时，乾隆亲自审理此案，蕴着称，‘吉庆有无所置私产，奴才实未知有确据。’乾隆冷笑道‘初时你参奏吉庆时，朕想吉庆若果如此不堪，你能不避嫌怨，据实必纠，以为国家又得一公正大臣为喜。可令你确查吉庆所置私产，据实速奏，你以此搪塞回奏。’
乾隆举着一本奏章，摔到龙书案上，这是黄廷桂的奏章，‘朕令你奉旨来京与吉庆对质，你却说是奉旨严查吉庆私产之语。将吉庆任所家产，一并查封，着人看守。你是奉何时谕旨。如果当真是错会朕从前谕旨，当于初奉谕旨时确查，何至于等到此时查办，你不过是以为吉庆离任，想借机报复罢了。矫旨挟私妄行。擅作威福，实出情理之外，非意料所及，且你身为总漕，又是宗室。乃与商人往来，亲至商人家中。有玷国体。吉庆奏，你与彼处程姓商人相好。曾向其嘱托照应，因其未应允，挟恨在心，又有去年查张广泗，吉庆曾传程姓商人，到场询问，而你不知端委，见吉庆传讯都是其素日里相交甚厚之人，恐于你有碍，故而于岁末上本参奏吉庆。’
‘蕴着与彼处程姓商人相好’，怪不得春桃把上京商人名字一一道出，原来递解进京的证人，不仅仅是畏蕴着之势，还是其心腹。
乾隆传旨，‘吉庆现已解任。蕴着着革职。派庄亲王、裕亲王、会同军机大臣等审明具奏。’
春桃笑着道：“蕴着之结交商人，受其馈遗，并藉端报复，矫旨妄行，俱已供认不讳。因蕴着是宗室，故令宗人府定其罪责。高晋、着仍回按察使之任。吉庆、着仍回两淮盐政之任。”
若不是讷亲夫人在我面前提起吉庆之事，乾隆会不会从始至终，不向我透露一个字，虽说蕴着受高斌授意，挟私报复，可吉庆处在两淮盐政的位置，当真洁身自好吗？我问春桃：“查了许久，吉庆当真没一点错处？”
春桃犹豫片刻道：“吉庆进京支银二千四百两一款。却是不能申辩。王大臣再三确审，运库外支一项，前任三保、准泰辈亦皆提用，未被参劾，幸可免罪。万岁爷传谕‘吉庆支取，既被参发，岂能是同样的事，有人告发就被治罪，无人告就可免罪之理，照数补缴便是，故而吉庆罪不至于革职。’”
春桃怕我有所误会，再三向我解释，她之所以知之甚详，一是事关我兄长，二则恰巧阿桂每日都要到前厅去接受阿克敦训责，所以事关吉庆之事就格外留心，回来就与春桃细说。春桃还说，她所说所记，尚且不如朝堂上十分之一。
听春桃讲了这些我都觉得头疼，那乾隆又将如何，天天车轱辘话来回转，就这点事儿，再三强调，说是不偏袒吉庆，可是若真不袒护吉庆，又岂会如此煞费苦心。
我初为贵人时，大太太进宫替三少爷向我求官，因我未应允，倒惹了一肚子气，之后，魏府大事小情，再无一人进宫烦我，我还以为府里一直风平浪静，此时我才知道静的是我跟前，而非魏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