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绩突出
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才华横溢的王恕通过科举考试的严峻考验，脱颖而出，高中进士，随后被选为庶吉士，踏入仕途。他初入官场，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与魄力，任大理左评事，旋即升迁左寺副。在此期间，他深刻洞察司法体系中的不公，上疏六条关于刑罚不当的改革建议，均获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初步显露了他在行政与法律领域的深刻见解与改革决心。
转任扬州知府后，王恕的政绩更为显着。彼时，扬州地区遭遇饥荒，民生凋敝，王恕不顾等待朝廷冗长的审批流程，毅然决然地自行决定开仓放粮，迅速缓解了当地民众的燃眉之急。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怀，也显现了其果敢决断、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与此同时，他深感教育的重要性，创立资政书院，致力于培育地方人才，为扬州乃至更广泛区域的文化与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顺四年（1460年），因其卓越的政绩，王恕被破格提拔为江西右布政使。在江西任上，他不负众望，成功平息了赣州地区的寇乱，进一步稳固了地方秩序，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鉴于朝政需要整顿，特下诏要求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王恕因其政绩斐然，不仅未受波及，反而接替了被罢免的河南左布政使侯臣之职，其声望与地位进一步提升。
成化元年（1465年），荆襄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王恕临危受命，被提拔为右副都御史，负责安抚与治理流民问题。然而，正当他肩负重任之时，却遭遇了母亲去世的沉重打击。朝廷虽仅允其短暂奔丧，但王恕依然忍着丧母之痛，迅速返回岗位，与尚书白圭携手，不仅平定了以刘通为首的大规模起义，还击败了其余党石龙，期间，他强调军纪，严禁滥杀无辜，确保了社会秩序的平稳过渡。战后，流民得以有序安置，社会逐渐恢复安宁。
因功勋显着，王恕被调任河南巡抚，并升任左副都御史，后又转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在此期间，他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丧期结束后，他又以原职总督河道，主持了包括高邮、邵伯等湖泊的疏浚工作，以及雷公、上句城、下句城、陈公四水塘水闸的修缮，有效改善了当地的水利条件，保障了农业生产与民生安全。当时恰逢自然灾害频发，王恕的这些举措对于缓解灾情、稳定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鉴于此，宪宗皇帝不仅免除山东一年的租税，还在京城周边减免了大量赋税，以示体恤民情。不久，王恕被改任为南京户部左侍郎，继续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国家的繁荣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威行徼外
成化十二年（1476年），面对云南边疆的复杂局势，大学士商辂等人深知该地战略位置重要，西连诸夷，南接安南（今越南），但镇守云南的太监钱能却贪腐无度，严重威胁边疆安全。因此，朝廷决定派遣具有高度威望的官员前往云南担任巡抚，以整顿边务。王恕因此被委以重任，由左副都御史改任，抵达云南后随即升为右都御史，彰显了朝廷对其的信任与期待。
王恕甫一到任，便着手调查钱能的不法行径。他发现，钱能不仅私通安南，通过指挥郭景等使者向安南王赠送珍贵礼物，企图打通云南至安南的通道，还频繁勾结地方土司，收受贿赂，其行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王恕果断行动，派遣骑兵缉拿郭景，郭景闻风自杀。王恕随即上疏弹劾钱能私通外国，请求按律严惩。然而，钱能利用其在朝中的影响力，通过献上黄鹦鹉等手段试图讨好宪宗，以图逃避惩罚。王恕坚持正义，不仅要求彻底禁止贿赂行为，还将钱能的种种恶行公之于众，力陈若不严惩钱能，恐重蹈过去因边疆官员失职而导致的覆辙，呼吁宪宗以国家利益为重。钱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急忙通过宫廷内的亲信向宪宗求情，意图迫使王恕离开云南。
在此关键时刻，因与权臣汪直 不 合 ，商辂、项忠等正直朝臣相继被罢免，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微妙变化。王恕因此被调回南京，负责都察院事务，这实际上减弱了他对钱能案的直接影响力，使得针对钱能的弹劾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尽管如此，王恕在云南的九个月时间里，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正直无私的品质赢得了广泛尊重，不仅使得黔国公沐琮等地方官员心生敬畏，还有效地震慑了外部势力的侵扰企图。他洞察到安南接纳叛人、派遣间谍、筹备兵器的阴谋，及时请求增设副使，强化边防，确保了云南边界的稳定，未让敌人得逞。
王恕在云南期间，共 上 疏 二十次，每一份奏折都充满了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其声望和正直的名声响彻朝野，成为一时佳话。尽管他在云南的任期不长，但其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不仅遏制了贪腐势力，也巩固了边疆的安宁，展现了古代官员忠诚为国、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三、屡上谏言
王恕在南京任职兵部尚书期间，其正直无私的作风进一步展现，他严格选拔官员，杜绝私人请托，虽然因此引起一些同僚的不满，但他坚持原则，不为所动。面对钱能的持续诋毁，宪宗皇帝对王恕的多次直言劝谏渐感不悦，遂将他调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负责南畿地区的政务与防务。
在南畿，王恕针对官田与民田税收不公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适当减轻了贫民负担，增加了官田的收益，以求平衡。他还解决了常州地区粮税超额征收的问题，通过调整税赋，既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遭遇水灾时，他不仅奏请免除了大量秋粮，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救济活动，救助了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展现了其深厚的民本思想和高效务实的治理能力。
同时，王恕对当时宦官横行、滥用权力、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深感痛心，他多次 上 疏 朝廷，揭露这些不法行为的危害，尤其是对宦官王敬及其党羽的横行霸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王敬一行人在江南各地肆意妄为，王恕毫不犹豫地 上 疏 弹劾，列举其罪状，最终促使宪宗皇帝采取行动，严惩了王敬及其党羽，斩首示众，彰显了法律的尊严和正义的力量。
尽管王恕在南京任职期间，面对重重阻力和权贵的忌恨，他依旧保持了刚正不阿的本色。当林俊因直言遭囚，王恕再度挺身而出，为林俊辩护，反对不必要的寺庙建设浪费国库，他的正直言论虽然惹得宪宗不悦，却赢得了百姓的广泛尊敬和爱戴。王恕的每一次上疏，几乎都成了民间期待正义的象征，他的名字在民间传唱，成为清廉官员的代名词。
王恕一生中，累计应诏陈述政事二十一次，提出建议三十九次，每一次都力图纠正时弊，抑制权贵的胡作非为。他的坚持和勇气，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尽管也因此树敌众多，甚至引起了宪宗皇帝的厌烦，但王恕的名声却越发响亮，被百姓誉为“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其清正廉洁、勇于担当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后世官员的楷模。
四、被迫致仕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明宪宗启用了一种特殊的官员任命方式——传奉官，即通过直接由皇帝口头或书面命令的方式授予官职，这种方式往往绕过了正规的科举或荐举程序，导致大量官员素质参差不齐，甚至有贪污腐败之辈混入官场。对此，王恕秉持一贯的耿直风格，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更是对国家治理的长远伤害。然而，宪宗对王恕的进谏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因频繁的直谏感到不悦，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
王恕在朝中早已享有崇高的声誉，其正直不阿、勇于直言的形象深入人心，此前已被加封为太子少保，这本是对其贡献和声望的认可。但就在这时，南京兵部侍郎马显请求辞职，宪宗在批准马显辞呈的同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在批文中加入了让王恕以太子少保的身份退休的决定。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震动了朝野，许多官员和民众对这位正直老臣的被迫退休感到震惊与不解。
王恕的离开，标志着朝中一股清流的暂时消退。他虽离开权力中心，回到家乡，但其声望并未因此减损，反而因远离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更加受到民众的尊崇。朝中不少正直的官员，如工部主事王纯，仍然怀念王恕在朝的日子，公开表达对王恕的敬仰之情。王纯甚至大胆地将王恕比作西汉时期的名臣汲黯，后者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着称，这一比较无疑是对王恕人格的高度评价。然而，这样的赞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是一种危险的行为，王纯因此遭受了杖责之刑，并被降职为偏远的思南府推官。
五、重 起 任职
明孝宗朱佑樘即位后，朝局迎来了新的气象，王恕这位曾因直言进谏而被迫致仕的老臣，终于在新皇帝的任期内重获启用，被召回朝廷，担任了吏部尚书，不久还加封为太子太保。这一任命，无疑是明孝宗对王恕过往政绩与清正名声的肯定，也是对朝野上下对王恕复出呼声的回应。
然而，王恕的回归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与内阁大学士刘吉的关系尤为紧张。刘吉因过去被弹劾时，朝臣常举荐王恕取代他，心中对王恕积怨已久，故在王恕复职后，对王恕的每一步动作都加以阻挠，尤其是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刘吉常常暗中作梗，使得王恕的许多建议难以实施。
其中，王恕推荐河南布政使萧祯为陕西巡抚一事，遭遇了孝宗皇帝的犹豫，孝宗最初并未采纳，而是要求另选他人。王恕对此坚决上疏，认为皇帝若认为萧祯不适宜，便是对自己判断力的质疑，请求放自己回乡养老。孝宗最终被王恕的诚意与坚持所打动，接受了萧祯的任命。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王恕对所荐人才的坚定信任，也反映出他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选贤的决心。
在王恕的不懈努力下，尽管时常遭遇朝中阻力，如言官董杰、汤鼐、韩重等人的非议，以及刘吉等人的排挤，王恕依然坚持以国 家 利 益 为 重，对内政外交诸多事宜积极建言献策。他不仅关心国家制度的严谨性，反对随意提升宦官官职，还注意维护皇室声誉，反对过度封赏皇亲，如对徽王朱见沛求田土的请求表示反对，认为不应因此损害百姓利益。在人事任免上，王恕力主公正，反对以私情封赏，如反对通政 经 历 高禄的越级升迁，以及文华殿中书舍人杜昌等人的不当待遇增加。
六、晚年归乡
在王恕与丘濬 不 合 的背景下，朝廷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丘濬作为礼部尚书，与王恕同为太子太保，但王恕作为六卿之首，地位高于丘濬。丘濬入阁后，对于王恕在吏部的强硬态度感到不满，二人在官员考核和任免问题上分歧显着。王恕坚持原则，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贬退，但丘濬则多次通过圣旨干预，留用了王恕认为应该罢免的官员，两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加深。
王恕面对这种情况，多次上疏力争，却未得到满意的结果，于是请求辞官以示抗议，但孝宗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其间，太医院判刘文泰因个人恩怨，受到丘濬的唆使，伪造奏章诽谤王恕，称其在个人传记中自比古代贤臣伊尹、周公，且指控王恕扣押官员奏疏，影响朝政。王恕针锋相对，上 疏 辩解并指出刘文泰的小人行径。孝宗虽将刘文泰下狱审讯，查明真相，却并未深究丘濬的责任，仅对刘文泰进行了轻微处罚，同时责怪王恕有沽名钓誉之嫌，焚毁其传记雕版，这一处理结果让朝臣对丘濬颇有微词。
王恕在经历了这次风波后，愈发感到心灰意冷，再次请求离职，孝宗最终允许他以平民身份归乡，且未给予其应有的退休待遇。尽管如此，王恕的名声并未因此受损，反而在民间和部分朝臣中赢得了更高的尊敬。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对王恕的正直与才能给予了认可，不仅派遣官员慰问并赐予实物奖励，还鼓励王恕继续直言进谏，体现了新皇对这位老臣的敬重。王恕虽已远离朝堂，但仍心系国事，向武宗提出了多条政事建议，得到了皇帝的积极回应。
正德三年（1508年），王恕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世，其去世情景颇具传奇色彩，仿佛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也在哀悼这位一生刚正不阿的老臣。武宗皇帝为表哀悼，特地下诏辍朝一日，追赠王恕以高官厚爵，并赐予“端毅”这一极高的谥号，以此表彰其一生的政绩与品德。王恕的一生，是对“忠贞不渝，正直无私”精神的最佳诠释，其事迹与精神，至今仍为后人所铭记与景仰。
结语
王恕一生廉洁奉公，勇于担当，其政治生涯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的风骨与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事迹反映了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同时也彰显了个人在逆境中坚守正义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