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声始振
生于辽东铁岭卫的李成梁，自幼便展露出超凡的军事天赋与胆识。尽管出身贫寒，他的才华并未因此被埋没。1566年，李成梁以生员身份袭职，从险山参将起步，逐步在军中积累经验，展现其不凡的军事才能。
随着嘉靖末年至隆庆年间，辽东边疆遭遇了来自鞑靼插汉儿部（察哈尔部）的频繁侵扰，明朝边防力量遭受严重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成梁于隆庆四年（1570年）被提拔为辽东都督佥事，驻守广宁，肩负起了保卫辽东边疆的重任。上任之初，他便着手招募四方健儿，整顿军纪，强化边防，辽东军力得以显着提升，军声始振。
隆庆五年（1571年），蒙古军队进犯盘山驿，李成梁指挥有方，首战即取得胜利，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同年，面对蒙古土蛮（图们汗）的大规模入侵，李成梁在卓山设下埋伏，巧妙指挥副将赵完等部夹击敌军，成功切断敌军首尾，最终攻入敌营，重创敌军，斩敌部长两名，获首级五百八十余级。此役不仅彰显了李成梁的军事天才，也极大提振了明军士气。
随后的几年里，李成梁继续在辽东边疆书写着辉煌战绩。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他击退了土蛮部六百骑兵在旧辽阳北河的宿营计划；万历元年（1573年），再次在前屯击败敌人，并接连击退败逃铁岭镇以西诸堡的蒙古兵，以及朵颜兀鲁思罕的四千骑兵。连番胜利之下，李成梁的声威大震，其在辽东边防的杰出贡献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官阶亦随之晋升。
二、镇防辽东
李成梁作为辽东总兵，其镇守辽东的岁月堪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万历元年（1573年），在成功抵御蒙古军队的侵犯后，他不失时机地扩筑了宽甸六堡，加强了边防的坚固性。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建州女真都指挥王杲在抚顺马市上诱杀了明朝备御裴承祖，导致明朝中断了对女真的贡市。李成梁随即策划征讨王杲，于万历二年（1574年）率军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取得了重大胜利，斩首逾千，其中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后被李成梁收留。
万历三年（1575年），李成梁再次展现其军事才能，先是于春季击败了进犯长勇堡的土蛮，随后在冬季面对内喀尔喀五部及众多鞑靼部落的联合侵袭时，他指挥副将曹簠迎击，巧妙运用火器重创敌军，迫使蒙古军队丢弃辎重溃逃。此役后，李成梁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世袭锦衣千户。
接下来的几年，李成梁屡次挫败蒙古军队的侵犯。万历四年（1576年），他在大清堡附近击败了黑石炭、大委正的部众；万历五年（1577年），趁土蛮军队不备袭击其大营；万历六年（1578年），面对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等部的联合入侵，李成梁派兵分屯要害城市，亲自率军深入敌境，迫使蒙古军队仓皇撤退至塞外。这些胜利不仅巩固了辽东的边防，也极大地提升了李成梁在军中的威望。
万历七年（1579年），李成梁因功被封为宁远伯。同年十月，面对土蛮四万骑兵的再度侵扰，李成梁沉着应对，命令诸将加强城防，亲自督战，最终在戚继光的支援下，成功击退了蒙古军队。李成梁在辽东的英勇事迹，不仅巩固了边疆安全，也为明朝的边防体系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力量。
三、兵压建州
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为了表彰李成梁在辽东边防的卓越贡献，特地在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建造了一座石坊，以此作为对这位边疆守护者的崇高赞誉。然而，和平并未长久，王杲的儿子阿台继续与明朝为敌，使得辽东地区再度陷入紧张局势。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决定彻底解决阿台问题，发兵攻打其所在的古勒寨。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作为王杲的女婿，曾一度归附李成梁，但在此次战役中，塔克世与父亲觉昌安前往古勒寨试图劝降，却不幸被围在寨内。在这场战斗中，李成梁利用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诱使阿台开城，随后攻破古勒山城并进行了血腥的屠城行动。在混战中，觉昌安与塔克世均未能幸免于难。
这场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源于李成梁与尼堪外兰的预谋，旨在彻底消除阿台及其势力。然而，这一举动无疑给努尔哈赤带来了深重的个人伤痛，他愤怒地质问：“我祖、父因为什么被害？你们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对此有什么说法？”面对努尔哈赤的质问，李成梁深知自己的行为难以辩解，明廷为了平息努尔哈赤的怒火，将塔克世的土地、人马等财产赠予努尔哈赤，并授予他都督指挥衔，企图以此作为补偿。
然而，这份补偿并未能完全平复努尔哈赤心中的仇恨。在日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时，他将报父祖之仇列为叛明的“七大恨”之一，这一事件成为了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源头。
四、奢靡遭劾
随着李成梁在辽东边防地位的稳固，他的生活作风逐渐奢华，不仅 揽 括 了辽东地区的商业利益，还广泛结交权贵，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然而，这种行为最终引发了朝野的不满。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因奢侈无度和滥用职权遭到言官弹劾。明神宗听取御史张鹤鸣的意见，于同年十一月罢免了李成梁在辽东的职务，仅保留其宁远伯的爵位，允许他以该身份觐见皇帝。
回顾李成梁在辽东的统治，其战功多在塞外，外界难以核实真伪。在面对敌军侵扰时，他往往采取保守策略，依赖坚固的城池，待时机成熟后再出击，甚至有篡改战果、杀害无辜百姓冒充敌军首级的情况。阁部官员被其蒙蔽，督抚、监司稍有异议便遭排挤，导致无人敢揭发其不当行为。巡按陈登云、许守恩曾掌握其杀降冒功的证据，意欲上奏，却遭巡抚李松、顾养谦等人阻挠，引发朝中舆论哗然。御史朱应毂、给事中任应征、佥事李琯相继提出批评，但由于李成梁朝中靠山的支持，未被治罪。直至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重要支持者离职，李成梁失去庇护，最终被罢免。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在宁夏发动叛乱，御史梅国桢建议重新启用李成梁，但给事中王德完坚决反对，此事遂不了了之，李成梁也因此错失了在宁夏之役中立功复职的机会。在他被罢免后，其麾下将领如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等相继受到重用，成为一方诸侯。然而，辽东边防在李成梁离开后的十年间，历经八位主帅更迭，军备衰落，士气低落，为后来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间接影响了明朝东北边疆的稳定。
五、再度启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辽东总兵马林因与税使高淮发生争执，遭到弹劾而获罪。在此背景下，大学士沈一贯提议重新启用已年迈的李成梁。考虑到李成梁的军事经验和辽东边防的现状，明廷决定任命他再次担任辽东总兵。此时，辽东边疆的形势较之前有所缓和，土蛮、长昂以及把兔儿等主要敌对势力的首领相继去世，加之开原、广宁等地重新开放了马市和木市，女真各部为了经济利益纷纷向明朝示好。这一系列变化使得李成梁的复出显得更为平稳，他得以在辽东镇守八年，期间边疆相对安宁，为此，李成梁的官衔升至太傅。
在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期间，李成梁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军事策略，意图彻底切断明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他首先对泰宁部的速把亥展开攻势，接着又对叶赫女真的清嘉奴、扬嘉奴部动手。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正逐步统一建州女真，逐渐吞并海西女真，其势力日渐壮大，这为日后与明朝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追溯至万历初期，兵部侍郎汪道昆视察边境时，李成梁曾建议将孤山堡等军事设施迁移，以扩大疆域，增强耕牧效益。汪道昆将此建议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实施。这一举措促进了当地民生的繁荣，人口增长至六万四千余户。然而，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以边疆防御难度加大为由，决定放弃辽左六堡，强行迁移六万多户居民至内地。面对不愿背井离乡的民众，李成梁动用大军强制执行，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无数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消逝。
六、结好张居正
在明代政治舞台上，张居正与李成梁的关系堪称一段佳话。作为明朝中后期的重要政治家，张居正以其铁腕手段和深远的政治眼光，对边防事务尤为重视。在其执政期间，对边疆官员的管理严格而公正，唯有对李成梁，张居正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怀与赏识。《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张居正特别重用李成梁，主要是看重他“敢战深入”的军事风格，以及在辽东边防中展现出的骁勇善战。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李成梁镇守辽东，背后的战略考量在于对“进攻”战术的推崇。在当时，小王子部众十余万，长期威胁辽东边疆的安全，由于未能与明朝开展互市，屡次入侵边境。张居正认为，只有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主动出击，才能有效遏制敌军的侵扰。于是，他将李成梁派往辽东，同时在蓟门部署戚继光，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边防屏障。
李成梁在辽东边防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张居正的信任与支持，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在被封为宁远伯后，李成梁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张居正的关系，曾试图通过赠送黄金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然而，张居正却展现了高尚的操守，坚决拒绝了李成梁的好意。他对使者说：“你的主人以百战得功名，我若接受他的黄金，便是违背了高皇帝的遗训，有违国家大义。”张居正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其廉洁自律的品质，也加深了与李成梁之间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深厚友谊。
七、养虎遗患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杂案例，涉及权力、背叛、复仇与崛起的多重主题。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率军进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作为王杲的女婿，不幸在此次战乱中丧生。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亦被俘虏。根据《清史稿》记载，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在战争中被俘，后因李成梁妻子对其容貌感到奇特，秘密释放二人归去。
另一些史料则提及，努尔哈赤曾被收编在李成梁麾下充当幼丁，数年后方得以逃脱。《明史纪事本末》则补充说明，塔克世虽隶属于王杲一系，但在被李成梁收编后，因在一次行动中充当先锋而战死。事后，李成梁将塔克世遗留的土地与人马交给了努尔哈赤，并授予都督敕书，准许他继承都督指挥衔。
努尔哈赤在经历丧父之痛后，开始了他的复仇与统一女真的征程。他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建立了后金，对明朝宣战。在努尔哈赤列出的讨伐明朝的“七大恨”中，报父祖之仇赫然在列，这直接指向了李成梁。
晚年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甚至有传言称李成梁曾有野心借助努尔哈赤的兵力，意图在辽东自立为王，甚至觊觎朝鲜。在处理边疆事务上，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颇为宽松，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于明朝，李成梁就会向朝廷 保 奏 给予官职，甚至不惜放弃部分领土以安抚努尔哈赤，这种做法受到了朝中大臣如宋一韩、熊廷弼等人的严厉批评。
八、繁荣马市
辽东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其繁荣与稳定直接影响着明朝的边疆安全与经济发展。在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他不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抵御了蒙古和女真部族的侵扰，使这些部族对明朝产生敬畏之心，还着眼于长远，倡导恢复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马市的重新开放，旨在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
马市，作为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平台，承载着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交融的多重功能。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明朝政府时常采取关闭马市的措施，试图以此为杠杆，控制边疆民族的行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的紧张局势。李成梁深刻认识到，长期的闭市政策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对边疆民族的影响力，因此，他主张在确保边疆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放马市，以实现“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平衡策略。
在李成梁的积极推动下，辽东马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通过马市，不仅交换了大量牲畜，如马匹，还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原特产，以及北方民族的皮毛、药材等特色产品。马市的重新开放，不仅刺激了辽东地方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还增强了明朝对边疆民族的经济吸引力，起到了一定的羁縻作用，有助于维持边疆的相对和平。
九、晚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的一纸揭发，将辽东总兵李成梁推上了风口浪尖。宋一韩指控李成梁早年曾驱逐边民，放弃边疆土地，请求朝廷派遣御史进行调查。面对指责，李成梁请求朝廷彻查真相，随后被解除职务，等待调查结果。朝廷随即委派御史熊廷弼前往辽东，负责勘查宽奠边界的实情。翌年二月，熊廷弼的调查报告送抵朝廷，证实了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确有弃地之实，且存在与努尔哈赤勾结的嫌疑，熊廷弼据此要求对二人予以严惩。然而，明神宗却将此奏疏留中不发，未立即作出回应。
三月，李成梁再次上疏，恳请朝廷对自己的功过是非给出明确结论，这是他为维护自身名誉所做的最后一搏，也是对神宗态度的一次试探。尽管李成梁年事已高，但其家族在辽东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子辈仍手握重兵。神宗在收到熊廷弼的调查报告后未予公开，却将李成梁的辩解疏文下发，这一举动表明神宗内心对李成梁仍有偏袒。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在北京逝世。神宗在哀悼之余，下令兵部对李成梁在辽东的功绩给予优厚的恤典，以表彰其镇守辽东多年的贡献。然而，就在李成梁去世三年后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战，辽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明朝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松弛的集中体现。
时间流转至崇祯十年（1637年），尽管李成梁已不在人世，但崇祯帝仍批准了其后裔继承职位，延续了李家在辽东的影响力。李成梁一生的功过，伴随着辽东边疆的风云变幻，成为了后世评说的焦点，其在辽东的治理与决策，至今仍被历史学家所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