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群魔乱舞，各方势力齐登场啊。”
此时彭刚看着报纸，为两广事变做出评价。
5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
6月1日，两广宣布，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同时吁请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6月2日，两广通电全国，宣告了两广事变的开始。
不仅如此，两广方面还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同时通告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代表两广宣布，将部队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历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同时两广部队也被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面对两广名为抗日，实为反对自己的态度，老将是十分恼怒。但是面对两广的步步紧逼，老将一反常态，并没有调集大军进行平叛。
是老将改了性子，吃斋念佛了？
其实并不是，原因非常简单，老将目前兵力不足。虽然老将贵为实力最强，但是当前中央军的任务也重，其兵力正分散在全国各地。
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杨“剿赤匪”。这些部队都不能动，或者说只能抽调少部分。根据国防部的估算，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之间。
此时两广拥有九个军，三十多万的总兵力。而且依靠广东富饶的财政支持，其拥有海空军，其中空军有九个中队。实力在全国也是可观的。
可以说，两广选择了一个绝好的时机，正是老将实力的空窗期。
面对这种军事占据劣势的局面，此时老将政治手段上场了。
首先其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
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之外，老将还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
随后两边电文频发，你一个通电全国，我一个通电全国。可以说，在争取全国其他势力的问题上，两广与南京争的不可开交。
同时在两广事变中，有一个人的态度非常关键，那就是湖南省主席何健。作为在蒋桂战争中，拥蒋反桂上位的何健，在这场两广事变中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他一方面是对老将在湖南大肆插手不满，另一方面，老将庞大的实力也是其畏惧的。
所以何健采用了鸵鸟战术，他对两广以及南京方面在湖南的行动都不过问。
既然是事变，那就必然有军事行动。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中央军抢先抵达了衡阳，比粤、桂军队早了三个小时。
衡阳是粤汉铁路与支线湘桂铁路的交汇点，也是湖南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央军占据这里，就能从容应对两广的军事威胁。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得知中央军抢占了衡阳之后，两广军队士气大泄，尤其是粤军士气更是低的可怕。此时，墙头草何键，眼看形势对两广不利，立刻转变态度，他不应允两广军队借道湖南，要求其离开。
陈济棠和李宗仁此时不敢逼迫拥有十多万湘军的何健，于是在6月16日令粤桂军队撤出湘境内。
在短短十多日内，两广就陷入了战略劣势，彭刚看的是叹为观止。
当然后面的结果，他也知道，陈济棠被部下余汉谋倒戈，被迫下野出走香港。李白眼见事不可为，也只能向老将低头。
而老将也是见广西无法分化，也见好就收。
广东就这样落入了南京的手中。
当然在这期间，也产生了两个笑话。
第一是机不可失；在起兵之前，陈济棠曾卜了一卦，卦中写着：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大喜，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但是没想到举兵之后不久，自己耗费巨资打造的空军大队在蒋介石的收买下飞往南昌机场，投奔蒋介石去了，以来卦象中的“机”不是时机的机，而是飞机的机。
第二是抗日抗到了日本的援助。在起事前，陈济棠还积极联络日本，作为其外援。日本也是看到中国有爆发内战的可能，于是积极提供步枪、平射炮及机关枪给两广。后又运来两批飞机共60架，随来两批日籍飞行员共60余人。随后又来了日本军事顾问100余人，当时分住广州西堤各大酒店。
他们分赴东江及北江视察工事，还有二三十人视察天河机场。当时，机场人员不知底细，误为日本人来接收飞机场，不禁哗然，引起一场虚惊。
当然彭刚如此悠闲的看着两广事变。
“师长，有消息了。”
“有什么消息，陈副师长又发来消息了？”
“不是，是我们查到刘丛云了。”
“什么。”
彭刚一下就站了起来，这刘老道就要落入自己手中了。
很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