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挺讨厌军阀混战，从民国建立的那天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在打仗，从来没有消停过。但没什么办法，只能等时局一点点打出来。
军阀说到底没一个好人，“历史的局限性”属于老生常谈，可也不能给他们脱罪。
吴佩孚只能算是一众军阀中稍微好一点的那个，就像当年他凭借秀才身份在北洋军中鹤立鸡群一样。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民国经济基础薄弱，战争打个不停，军费都吃不消。
李谕联合文化界给吴佩孚发了个电报，号召和平。
吴佩孚乐得看到，反正他已经准备反了段祺瑞，不过具体什么时候跳反还要再等等时机。
李谕没必要太关心政局，继续去大同大学开讲座，首先讲了讲最近在京师天文台的发现。
仅仅发现一个木星的卫星对李谕来说压根不当回事，但天文学属于一个起步极早，但成熟非常晚的学科，起码再过几十年，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所以一颗木星的卫星还是能够在二十世纪初的天文学界获得不低的曝光。
这场上座率爆满的讲座讲完，李谕离开教室时，一名美国人缓步走了过来，“李谕院士，请留步！本人司徒雷登，来自金陵神学院。”
“原来是……司徒先生。”李谕同他握手道。
“很荣幸你认识我，”司徒雷登礼貌道，“我听过几次阁下的讲座，一直没能与先生结识。”
李谕说：“对不起，每次人都太多，我实在认不过来。”
“理解。”司徒雷登说，然后忍不住打了两个喷嚏。
“感冒？”李谕问。
“最近上海到处都有感冒患者，”司徒雷登从口袋中拿出一张手帕，擦了擦口鼻，“我自诩身体不错，竟然在这种不应该罹患感冒的季节生了病。”
李谕知道，这就是那场赫赫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一波。
“贵国应当也有相当多感冒患者吧？”李谕问。
“是吗？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司徒雷登说，“这种小事我没有想过发电报询问。”
目前真没多少人把这场流感当回事。
先稍微讲一个概念，“感冒”与“流感”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
感冒在英文中写作mon cold，流感则写做influenza。
普通感冒，往往只停留在上呼吸道，因为病毒突破不了人类强大的免疫防线，因此叫做“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普通感冒一般没什么致死性，但流感的致死率就相当高了。
流感病毒又可以分成甲乙丙丁四类（按照核蛋白的抗原性区分），丁型只发生在动物身上；
丙型流感病毒比较稳定，很少变异；
乙型流感病毒变异也不大，
唯独甲型流感病毒，变异性极强，每年都有较大的变异，几乎所有的流感大流行都是甲型流感病毒导致。
对了，多说一句，这场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就是甲型h1N1病毒。
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到了一百年后，它还会动不动来上一遭。
由于甲型流感病毒是RNA病毒，单链结构，复制过程中极容易出错，所以就算都叫甲型h1N1，去年的和今年的也不是一回事。
这就导致基本没办法开发疫苗，每年世卫组织都是靠各地的数据进行预测，然后指导疫苗开发。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很难超过50%，——也可能只有10%，就看世卫组织预测得准不准。
司徒雷登说他不知道美国境内的流感，则是因为美国的新闻管制。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这项法案确确实实执行了下去，比如一位来自蒙大拿的地产商人，只是因为没有买战争公债和没有扛美国国旗，就被人辱骂为“德国鬼子”，被捕入狱。
嗯，言论非常自由！老双标了。
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是一战末尾时期的第二波冲击，目前是致死率不太高的第一波。
按照流行病学上的溯源，该病毒源自美国堪萨斯的一个军营。——美国此时有众多新兵军营，就是为了训练赴欧士兵。
某一天，一个炊事员在凌晨发现自己感冒了，到了中午，军营中已经有一百多人出现感冒发烧症状。
最终该军营有1100多人感染，死了46个。
虽然还是二十世纪初，但流行病学已经不是新鲜学科，按道理，这种规模的疫病必然要引起重视，但美国并没有如此。
这部分新兵没多久就带着病毒前往了欧洲。
然后病毒直接撒了欢，迅速跑遍全世界，只要是人多的地方都出现了感染。
在此期间，只有中立国西班牙因为没参战而不需要进行新闻管制，报道了流感暴发的新闻。当时的西班牙有几百万人感染，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于是乎这个天大的屎盆子莫名其妙就扣到了西班牙头上，被叫做了“西班牙流感”。
（此后世卫组织已经不允许以地名称呼任何流行病病毒。）
第一波流感影响范围很大，基本波及了全世界，中国同样出现了很多流感患者。
但此时的病毒没有那么大的致死率，所以各国仅仅当作一场普通流感事件看待。
李谕感觉有必要再生产一波口罩发放。
司徒雷登也没当回事，他说回正题：“李谕先生在教育方面有十足的经验，我特来请教。”
“请教谈不上，先生有话直说即可。”李谕道。
“根据美国长老会的要求，需要在中国再成立一所大学，就像清华学堂以及刚刚动工的协和医学院一样。”司徒雷登说。
“好事，我支持教育投入。”李谕说。
司徒雷登说：“我在美国筹得了一笔款项，来自已故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先生，他委托律师将一部分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且声明其中一部分必须用于中国。因为他本人也是李谕先生不锈钢专利的受益者以及星战的忠实粉丝。”
“感谢霍尔先生。”李谕说，星战竟还有这种效果。
司徒雷登说：“等北京的汇文大学堂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商量好合并的事情，新大学就可成立。”
这所新学校自然就是民国时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
待合并的两所学校中的汇文大学堂，英文名叫做peking University，与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同名。
现在两所学校的管理人员还在为合并的事情争论，其中一项就是新学校叫什么。
李谕说：“我知道后续的资金支持要靠教会，但还是希望新学校少点教会学校的传统。汇文大学堂每周要做两次礼拜，还要学一次圣经，显然不太符合普通大学以及中国人的习惯。”
司徒雷登不反对这个提议：“贵国教育部一直有规定，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我会在新学校中遵守，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说服董事会。”
李谕说：“司徒先生十分明智，虽然美国支持在中国办教育，但必须按照中国人的意愿，不然一定办不下去。”
“是的，”司徒雷登很了解东亚局势，“美国人在办教育方面很容易受到中国近邻日本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的利益应该是与美国相一致的，而日本则是威胁和平的因素。”
“希望先生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李谕悠悠道。
司徒雷登说：“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看法，在与美国国内的教会以及朋友的信中我多次提到，美国应该对日本保持强硬的政策，而不是现在这种放任态度。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得太晚，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李谕心想，难怪他后来能当上驻华公使。
司徒雷登继续说：“可惜美国国会还没有人引起重视。”
“你们或许可以找个社会学家研究研究日本人，然后形成权威点的着作。”李谕突然说。
“研究日本人的社会学家？”司徒雷登以前没想到这一点，“是个不错的建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李谕说：“司徒先生的成语用得不错嘛。”
司徒雷登说：“我喜欢成语，将来有时间说不定会专门写本介绍中国成语的书籍给美国人看。”
“估计有人已经迫不及待。”李谕说。
司徒雷登说：“这个难度并不大，你说的研究日本人的书籍才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李谕说：“美国的大学不是有一些开设了东亚文化系吗，肯定有这方面的教授学者。”
司徒雷登讶道：“李谕先生很关注这件事？”
李谕笑道：“这是帮你们想想法子，中日关系你不是不知道。如果有美国学者愿意研究日本，我甚至愿意提供资助。”
“我记下先生的话，将来回到美国，会留心。”司徒雷登说。
李谕的身份办这事太敏感，司徒雷登就没啥问题。
此时的人还是太少关注日本人的“劣根性”，——那是真正的劣根性，烂到骨子里。
李谕随口问道：“司徒先生选好新大学的地方没？”
司徒雷登说：“我早就看中清华园旁边的一所皇家园林，诚不相瞒，如果我要建新大学，校园绝不会比庚子退款的清华园差。”
“你们还真是对皇家园林情有独钟。”李谕说。
司徒雷登提到的自然就是燕园，也就是后世北大的主体，不过民国时期这里是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和清华都是民国时期不差钱的学校。
建成后的燕京大学相当奢华，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
反观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正常的厕所也没有，更惨的是，冬天没有热水供应。
对此，有记者提出过非常尖锐的问题：“您将燕京大学建造得这样富丽堂皇，使学生过着极度的安逸生活，未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吧。一旦出校到实际生活中，怎能适应得下去？”
司徒雷登的回答是：“我就是叫他们适应不下去，他们才知道改革。”
虽然仔细想想，这句话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和片面化，但他确实想办好这所大学。
司徒雷登又说：“可惜其他国的庚子退款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如今俄罗斯帝国动荡，连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放弃，区区庚子赔款，新政权必然不会放在眼里。”
李谕说：“俄国的情况，还要过几年才见分晓。”
俄国激烈的内战刚刚开始，耳熟能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源自苏俄内战时期。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局面挺吃紧，列强肯定不会允许一个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诞生，纷纷派出干涉军；俄国境内的大批高素质军官也站在敌对面，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土。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可是工人阶级，他们占据了工业城市，战争潜力远超对方。
战后苏联也确实放弃了庚子赔款。
司徒雷登邀请说：“等美国方面定好新大学的事宜，我就会北上，届时希望院士先生前去捧场。”
“没问题，毕竟将来就是邻居，”李谕轻松道，“对了，现在各校都在搞新文化运动，司徒先生最好多听听学生的声音。”
“肯定会，”司徒雷登说，“我不仅反对推行教会教育，也不会支持康有为先生所谓的孔教，因为这并非挽救中国时局的灵丹妙药；复古运动更没有出路。在我看来，当权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的法令、仪式，还是教诲都不能赋予这种古代哲学以足够的力量解决中国的国家问题。”
李谕笑道：“我们确实能做个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