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汽车工厂经过许久准备后，终于开始下线汽车。上海商会一帮大佬，如虞洽卿、朱葆三等人，以及政界的唐绍仪、黎元洪全都过来参观。
宋子文和刘鸿生给他们一一介绍生产设备以及汽车的各项功能，在这个时代，汽车是相当高科技的产业。
唐绍仪问：“每天可以生产多少辆？”
刘鸿生说：“受限于工人以及原材料，两天才可以生产出一辆汽车。”
这个速度可以说慢到令人发指，简直和欧洲手工生产汽车一样。
“价钱哪？”虞洽卿问。
“3000大洋，”宋子文说，不等虞洽卿继续发问，他就继续说，“虽然比进口的福特汽车以及雪铁龙汽车还要贵，但我们配备了李谕先生所有最先进的专利。”
美国国内的福特汽车已经迎来一次大降价，成本掉到了史无前例的300美元，终端售价也只有500多美元，按照汇率，相当于1000大洋。
进口到国内后，售价一般会涨接近两倍，达到2700大洋上下。
上海汽车工厂生产的汽车卖3000大洋，显然比进口的福特还要贵。
但真心没办法，成本短时间不可能压下来。
或许再过五六年，成本能降一半左右，也就到极限了。
不过汽车此时终归属于奢侈品，受众对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虞洽卿问：“开起来怎么样？”
宋子文发挥推销本领：“比福特汽车好！最主要的是，如果买我们的汽车，将会获赠300大洋汽油票。”
“哦？！”虞洽卿眼睛一亮，笑道，“这位小兄弟很会做生意嘛！”
300大洋的汽油票，如果和渠道商谈好，加上广告成分，买来可能只需要200大洋甚至更低，相当于又省出去100大洋，买家也没多花钱。
唐绍仪出手阔绰，说：“我购买两辆，提前订下。”
虞洽卿等人也纷纷掏腰包，第一批下线的汽车立马被抢光，后续就要等一个月了。
五四之后国内的爱国热情一直很高，要是能造出接近欧美水准的产品，绝不愁卖。
只是没想到，李谕做生意也得搞预售模式……
反正总体看，国内工业在李谕的帮助下，比历史上好了不少，甚至连合成氨都开始有了。
刘鸿生自己的生意做得也比较广，今年刚刚投资了一家水泥厂，张謇也入了股。
水泥这东西在整个民国工业中，都称得上民族之光。所以后来刘鸿生增资到300万时，有100万缺口，李谕都给他补上了。李谕随即成了大股东，他不可能参与生产，只是做个挂职董事而已。
这次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收到张伯苓以及严范孙请自己前往南开大学开讲座的电报后，李谕才动身北上。
此前北方比较混乱，李谕正好躲了过去。
一场军阀混战后，北京刚刚易了主。
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军浩浩荡荡打过来，与张作霖、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列了几大罪状，有“清君侧”的味道。
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绝对心腹，扳倒他自然就是扳倒段祺瑞。
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直系方面有五万部队，另外还有十多万外省部队；皖系的部队则主要分属各省督军，段祺瑞能调动的只有训练出的参战军。
皖系这些参战军虽然装备很好，但毫无作战经验。
另一边的吴佩孚就很会打仗，他率先发动进攻，突袭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前线总指挥段芝贵一击之下仓皇逃跑，军队失去指挥，顿时无所适从。
双方一交战，皖系的兵力还没完全展开，就已呈溃败之势。
奉军的张作霖在战争中一直坐山观虎斗，看到段祺瑞败象初现，立刻派出两个旅进攻皖系军队。
两面夹击之下，皖系彻底完蛋。
至于战争过程，依旧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特色：雷声大雨点小，和舞台上演戏走过场似的。
基层士兵其实挺迷茫的，明明民国已经建立，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打仗，也不太了解战败或者战胜的后果。
军阀们同样不愿意真打，战争终归要消耗财物，谁都没几个钱；而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大家都占不了便宜；最关键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可能全心全意打仗。
总之轰轰烈烈的直皖战争只持续一周就结束。
看看27年以前的军阀混战局面，就知道为什么北伐时他们会被国民革命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全部干掉。
压根不在一个段位上。
战争嘛，短期看军事，中期看经济，长期看主义。
直皖战争的胜利来得如此轻而易举，高调宣战的吴佩孚着实没想到。
说起来，吴佩孚能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吴佩孚一直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站在了人心所向上。
而段祺瑞这边，打了败仗，就连日本内阁也相当无语。皖系的参战军是日本组织武装的，而且段祺瑞至少在表面上亲日。
对于吴佩孚，日本人真的没底。
吴佩孚这人向来看不惯小鬼子，九一八后，日本人想找吴佩孚合作，结果给钱他全收，办事是一点都不办……
由于时间太快，日本对直皖战争没来得及采取任何对策，就算有心帮助皖系，也来不及。之前的巨额借款，随着皖系倒台更是要不回来。
——
来到南开大学，李谕仍旧讲了讲关于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内容，尽量捡一些影响力大又通俗易懂的内容，比如最近的光会偏折这种比较改变人观念的理论。
开完讲座后，听众中的吴蕴初以及俞同奎一起找到李谕。
吴蕴初是民国时期的大化工实业家，中国氯碱工业创始人，非常牛。
俞同奎则是国内最早一批化学教授之一，对化学教育贡献很大。
简短介绍后，吴蕴初说：“听说江门已经有人开始建造合成氨工厂，但规模做不大，技术也不够达标。我想联合俞校长，一同引进合成氨工厂。”
俞同奎刚刚做了新成立的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李谕说：“合成氨的产线不太好买，美国、欧洲都缺，过几年等他们产业饱和后，才能买到设备。”
俞同奎惋惜道：“一直进口化肥生产原料，国内的压力太大。”
李谕想了想说：“如果二位想摩拳擦掌做点事情，完全可以先生产丙酮。”
丙酮也是重要的化工产品，主要做溶剂，可以用到相当多化工门类中。
“用工业发酵的方法生产丙酮？”吴蕴初说，“这项技术的专利费太高，关键握在犹太人手里，他们做生意太较真，我怕吃官司。”
李谕笑道：“欧洲大战打完，情况不一样了。持有工业发酵技术的魏茨曼把专利让了出来，以换取各国尤其是英国对犹太建国的默许。”
魏茨曼是英国裔，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军人，本职是个科学家。他在一战时期，用工业发酵的技术制作丙酮，然后生产无烟火药。
1917年左右，魏茨曼为了复国运动把专利让了出来。
那时候一战打得正火热，除了魏茨曼，还有一些犹太人向英国政府施压，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就发表了那个着名的《贝尔福宣言》，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发展壮大的保护伞。
但众所周知，英国佬在衰弱的过程中，给全世界埋了一大堆政治地雷。
以色列建国也是其中之一。这份宣言模棱两可，并没有明确指出到底哪块地用于犹太人建国。
英国刻意挑拨阿拉伯世界与犹太人的矛盾，对两边的态度也没有从一而终，曾偏向过阿拉伯世界。
后来犹太人干脆直接拿出《圣经》作为地契，声称这片“流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是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好多节目听过这句话，宣传真是够到位，犹太人把持老美传媒效果显着啊。）
吴蕴初不是死板之人，丙酮这玩意算重要的化工产品，甚至可以牵扯上军工，所以能造就造呗，他对俞同奎说：“有了专利就好办，咱们研究研究工艺，买套生产线。”
李谕说：“欧洲刚打完仗，很多军工类的产业过饱和，不再需要，是史无前例的购买机会，过了这村就真没这店了。”
俞同奎赞同道：“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
李谕说：“需要资金的时候随时通过盐业银行联系我。”
两人抱拳道：“我们就是知道院士先生对民族工业向来支持，才冒昧来找的您。”
李谕笑道：“应该的。”
反正他有的是钱，该花的地方赶紧花。
——
李谕在南开连续讲了一周讲座，期间住在五大道一座宾馆，有次碰见了直皖战争失败后下台在天津第一次做寓公的段祺瑞。
“段总理。”李谕打招呼道。
“哎哎哎！”段祺瑞摆了摆手，“现在不能这么叫。”
李谕看向他的手，问道：“段将军，您现在怎么盘佛珠了？”
段祺瑞做了个合十的动作，说：“我现在专心吃斋念佛，不问政事。”
“原来是段居士，失敬失敬。”李谕说。
段祺瑞是真的开始吃素了，以前在北京时，他向来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现在吃素了，家里其他人仍旧吃荤，请客也用荤席，他自己则专备两三样素菜，尤其是豆豉，成了他每顿不可或缺的下饭小菜。
他吃的鸡蛋也是自己专门养的母鸡所下，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段祺瑞认为是素的。
天津五大道的段公馆非常气派，面积很大，段祺瑞专门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并一直坚持了下去。
段祺瑞说：“清闲清闲挺好，以后我们这群老骨头都要退出政坛了。”
伴随着直皖战争结束，标志着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第二代军阀开始登堂入室，控制政局。相比第一代军阀，第二代军阀做事明显要糙一些，非常尚武。
段祺瑞又说：“院士先生似乎没有与北大教授们联名发那封《争自由宣言》？”
李谕说：“我不知道这事。”
几天前，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八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可以算作民国知识分子对政局的不满和建议：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
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除此以外，《宣言》中还要求北洋政府废止压制自由的各种蛮横法律与条令，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等项自由；实行人身保护法，提倡为自由而战的精神等等。
总体看下来，他们的要求仍然是比较正常的，态度也算平和。
段祺瑞说：“现在北京的执政府里，曹锟和张作霖都对这个宣言有些许不满，尤其是为首的蔡元培。”
听出段祺瑞有点提醒的意思，李谕说：“回头我就告诉蔡校长，他正好想出国考察。”
“出国好啊，”段祺瑞说，“可惜我只能做半个闲云野鹤。”
李谕随口说：“段居士正好趁此机会继续增进围棋棋力。”
段祺瑞深以为意：“我每天都在钻研棋谱，如今中国围棋落后日本人太多。咱们的国手面对日本一流棋手，就算对方让两子，也不能取胜。”
李谕讶道：“差距这么大？”
“是啊，但我可不服气！”段祺瑞叹道，“我准备在公馆里与一群国手研究研究如何打破日本人一统棋坛的局面，就算赢不了日本的本因坊，至少不能让随便一个日本棋手就横行中国棋坛。”
李谕说：“祝段公早日找到一个围棋天才。”
段祺瑞是个真棋迷。
此时的中国，没有棋院、没有赛事，围棋的大本营就是在段祺瑞家。
多年来，段祺瑞一直供养着几名顶尖高手，每个月花在围棋上的钱有上千大洋。
但直到吴清源出道前，中国的围棋水平一直在日本之下。
吴清源堪称围棋界的传奇。
五年后，十一岁的吴清源开始进入段祺瑞家下棋，两年内就战胜了所有中国高手。
吴清源随后去了日本，与日本棋界一流高手进行了长达17年的十番棋较量。按照规定，十番棋连续四盘失败即降一格。
吴清源先后战胜秀哉以后的历届“本因坊”，——不仅仅是击败，而是直接将对手的交手棋份降低了一至两格。
最精彩的对局就是吴清源和九段高手本因坊秀哉的，这场对局整整下了三个月，期间吴清源多次把本因坊秀哉逼到绝路。本因坊秀哉不得不封棋商量对策。虽然最后是本因坊秀哉赢了，但面子却丢光了。此后棋坛便规定一场棋不得超过一天。
日本棋坛流传起吴清源的传说：昭和棋圣吴清源，让天下一先。
看过《棋魂》的可能记得，以前下棋没有“贴目”一说，执黑先下的有巨大优势，顶级高手过招，几乎执黑必赢，所以很难连败。
但吴清源执白依然战胜对手打至降格，说明他有超越时代的棋力。
民国时期，敢说“胜天半子”的，就只有吴清源。
所以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有巨大潜力，就是民国时期内外局势都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