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十五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bJ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bJ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宛平城建于一六四零年，是扞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七七事变的整个过程清楚地表明，它是日本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绝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它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是日本长期以来侵华野心的最终全面实施，也绝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中国已经丧失了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等一系列领土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还霸占了中国剩余领土内一系列军事、经济主权，更甚而要侵占华北，中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不得不还手的最后地步了。日本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退让，渐进式的蚕食已经走到了尽头，再也行不通了。为此，日本急不可耐地抛弃了渐进式蚕食的方法，为了实现预定的大陆政策，对中国开始全面出击，企图根本上灭亡中国。然而，侵略者总要给自己粉饰一下，说什么是由于中国的“反日”行为才造成了日本的被迫反应：简直是一派胡言，潜台词无非是“中国应该顺从地接受日本的统治、占领和奴役”。而这只能是日本侵略者自己的梦想罢了。
战事紧急，我只能暂时把对玉儿的思念放在心里。我拜托老吴回到郝婆婆那里照顾保护玉儿，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抗议书，换来的是下午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县城，炸毁了专员公署，指挥部被炸毁，吉星文团长临危不惧，指挥全团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最有效射程内后，以“快放”、“齐放”向日军猛射，日军伤亡惨重，一次又一次败下去。
这天夜里，经过商议，吉星文团长亲自带领我们突击队，用绳梯爬出城，我们特别小心，把城楼上的灯都关了，这样避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们在漆黑的夜里，凭着感觉一点一点的从城楼上爬下来，手心都被汗水浸透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加突击队吗？嘻嘻，因为我们又要用大刀突袭。一提到用大刀我就无比的兴奋，几次战役下来我简直爱死了大刀。所以一听说大刀夜袭行动，我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只是苦了老油子，一脸的不情愿，又怕我和宽子数落他。我们让刘平留守，因为大刀实在不是他的强项。
我们悄悄的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靠近。鬼子累了一天，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主动出击。我们出其不意两头夹击，冲上了敌人阵地。吉团长冲在最前面，我们热血沸腾，士气高涨。我们用手中大刀，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上，但突击队战士伤亡也很大。但我们终于收回了铁路桥头。
之后，又组织了一百五十人的敢死队，每人手枪一支，大刀一把，手榴弹四枚，欲夺回桥头阵地。在我们的强烈坚持下，吉团长才没有跟我们一起冲上一线。他屹立在桥关上督军奋战，我们一鼓作气，将桥头及附近日军阵地上的士兵几乎全部歼灭。
我们的英勇使中日双方最终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了协议，双方约定，不扩大事端，冷静处理。但是鬼子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一方面暗地里加紧往这里增兵，另一方面，加紧备战。我们也不是傻子，所有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很快，日军再次攻击宛平城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抵抗，开启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随之奋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壮士报国恨。
谈判桌上的努力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了七月二十五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六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二十六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二十八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二十七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五个师约二十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
自“七·七事变”爆发后至撤出防地，前后二十三日，我们以一团之兵力，毙敌日军联队三千余人，俘获日军士兵、武器甚多。吉团长和各位将士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