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主要还是不配合。”张智甫教授来这里的时间明显已经有了好一阵子。按照他的说法，这个病人刚刚被收入急诊科的时候，张教授就在现场了。“从他刚被送过来开始，整个人就显得很暴躁。”
平心而论，任何一个被警察同志们强行送来医院的患者都不太可能情绪稳定的下来。—尤其是在看到了那捆着对方四肢的束缚带后。但曹志全的问题很显然并不只是“暴躁”而已。
整个抢救室里充斥着曹志全的嚎叫声。就算一旁的医生已经为他静脉注射了2ml西地泮，他仍然惊恐且愤怒的嚎叫着。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能从曹志全的嚎叫中做出“这人脑子有问题”的判断。正常人也不至于在医院里大喊“我没病！”以及“有人要杀我！”，更重要的是，正常人才不会喊个几分钟就突然停止喊叫然后浑身抽搐一次。
孙立恩稍微观察了一下曹志全后摇了摇头，“这种狂躁的情况可不太适合放在咱们科里啊……”
综合诊断中心目前医生人手比较充足，但护士人手依旧不太够用。一旦碰到了曹志全这种狂躁的病人，护士的人手就显得更加紧缺——不光是因为护士们人手不够，在照顾这种病人的时候，首选当然应该是男护士，但现在综合诊断中心里的男护士有且只有小郭一个人而已。
靠其他女护士照看这个年龄四十四岁的病人，很容易出现各种风险和问题。所以孙立恩才有这么一个说法。
“护士人手不足，那属于可以解决的问题。”张教授看着孙立恩认真道，“他的病情问题，可能才是不好解决的那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张薄薄的纸，“这个患者可能没有我一开始想的那么有意思——我之前只知道他被精神诊断中心开出了西酞普兰，但却没看到精卫中心的诊断。他们的诊断是‘躯体化障碍’。”
在曹志全被送来四院的时候，他身上甚至连张身份证都没有。还是警察同志们获取了他的指纹之后，才确定下了曹志全的身份。而四院的医生们凭借这个身份信息获取到他的诊断资料，是十分钟前的事儿。
躯体化障碍？孙立恩皱起了眉头，这可和状态栏说的不太一样。
躯体化障碍是个最近这些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名词，它是一种症状变化多端的综合征的称呼。患有躯体化障碍的患者本身会极度担心自己身体的情况，并且持续多次的就医。而医生和相关医学检查的结果大部分都是“平安无事”。就算偶尔有一些支持患者病情的检查，这些检查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患者会如此痛苦和焦虑——它们大多数时候只是非常轻微和早期的病变。这样的病变，一般来说基本不会引起什么严重的反应。就连“不适”都应该很小甚至根本没有才对。
如果不是躯体化障碍，那导致曹志全被诊断为“躯体化障碍”的又是什么？为什么精卫中心的医生会认定他的问题来自于精神层面而非切实的身体病变？
“精卫中心和咱们用的不是一个系统，我问过咱们这里的医生了。他们说得让医务处的工作人员去调病历。”张教授对孙立恩的提问回应道，“详细的病例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拿到……”他看着孙立恩深锁的眉头，试探性的问道，“你想收这个病人？”
“对。”孙立恩点了点头，他对于这个病人的情况有些担心。至少从状态栏的提示里可以确定，“躯体化障碍”应该是个误诊，曹志全确实有病，而且这个疾病一直没有得到医生们的正视。在多次诊断和检查后，实在是没有查出问题的医生们最终给曹志全作出了“躯体化障碍”的诊断。
如果放着不管，曹志全绝对不会得到应有的治疗，同时还会被当成抑郁进一步发展而继续错误治疗。到时候强力镇静剂一下，他倒是不会继续乱喊乱叫了，但原本的疾病并不会有任何好转，反而还会继续恶化下去——抗抑郁类药物对亚急性痴呆和全身性肌肉痉挛可是不会有什么治疗作用的。
张智甫教授有些好奇的看着躺在病床上，仍然在大喊大叫的曹志全。他不太明白曹志全究竟有了什么变化，才能让孙立恩突然决定把他收治下来。但至少孙医生看上去不像是那种会因为上级医生建议，就收下一个自己无法处理的病人的医生。
“那就收下来。”过了几秒钟后，张智甫认真说道，“这个病人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孙医生你可能要辛苦一点了。”
“干了这一行，辛苦是常事儿。”孙立恩笑着应道，他转过身重新看着病床上因为西地泮逐渐生效而显得有些疲倦的曹志全道，“只要能有好的结果，那就不算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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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把曹志全收入综合诊断中心住院部，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
曹志全的老婆和儿子在晚上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赶到了急诊科。孙立恩和张智甫教授一起接待了这对母子。
“你父亲这样……不舒服有多久了？”询问病史是孙立恩的工作，而且孙立恩自己也比较擅长在询问中找到支持状态栏判断的依据，“他是不是有比较大的性格变化？”
“我爸以前脾气很好的。”曹志全的儿子穿着倒是挺符合年轻人的定位，一身有点带着轻微杀马特风格的衣服。但是说起话来，却没有“精神小伙”特有的“精神”气质。反正孙立恩听他说话，感觉面前这个小伙子甚至还有些腼腆。“他以前在工地上工作的时候，好多工友都说他这个人没脾气，怎么开玩笑都不生气。就算是有些人开玩笑过火了，他也就是叫别人不要这么搞……从来没和人红过脸。”
“但是后来出现了很明显的性格变化？”孙立恩继续追问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有……两年了？”很明显，曹志全的儿子也不太确定自己老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性格大变的。“最近一年特别明显，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大发雷霆。上次因为我关门的时候力气稍微大了一点，他就打了我两耳光。”
这个变化绝对够明显了。孙立恩低头记录着，心里则在琢磨，这种变化究竟是“亚急性痴呆”带来的，还是“全脑皮层弥散加权成像高信号”带来的改变。
“你们为什么去了精卫中心？”孙立恩换了一个方向询问道，“之前去其他医院检查过了？是因为什么去的医院？都检查了什么问题？”
“我爸一开始去医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头晕，而且记性不太好了。”曹志全的儿子答道，“自从他从东江省那边回来过了个年之后，就觉得自己特别容易头晕。以往他很喜欢和我讲工作里的事情，但是那次回来之后，他自己讲的事情前后对不上号。一会说自己在那边做泥瓦工，一会又说自己是支板的，甚至还说自己其实是去工地上负责当大厨……我问他怎么搞得，他就发脾气。不过以前的事情他倒是记的都很清楚。”
记忆力衰退，性格暴躁，而且还可能有轻微的妄想。孙立恩记录的笔稍微停了一下，他觉得这个部分里的妄想和性格暴躁可能要打个问号，这倒不一定是因为曹志全有什么疾病，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记忆出现问题后而产生的情绪波动。
张教授在一旁安静的坐着，他正在观察孙立恩的提问和记录方式。而且他观察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孙立恩目前只说了八句话，问了八个问题。但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了确实的回应。这在临床实践上是不多见的。
临床上进行病史采集的时候，更多听到的回答基本都是“不”“没有”和“不记得”，这才是临床询问最常见的情况。病人过去没有基础疾病，没有手术史和输血史，没有冶游史……总而言之，得到否定的回答才应该是常态。
但孙立恩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也是最常规的询问，他直截了当的从患者的症状出发，询问病人家属相关问题。同时得到了最直接，同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回答。这种询问方式就和临床实践区别巨大。
更重要的是，张教授有些想不通，凭什么孙立恩第一次提问就问到了“性格变化”这个重要的临床症状上。他非常确信孙立恩以前并不认识曹志全，而且四院到现在也没收到精卫中心的相关病例汇报。但孙立恩就问到了这个点……这又是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
“检查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前面几次去宁远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时候，我还在外地上学。后来去精卫中心的时候我是跟着去的，不过精卫中心的医生没让我和我妈进诊室。具体做了些什么检查我也不清楚。”后面的问题，曹志全的儿子第一次给出了“不确定”的回答。